——从“精明”的捕食者到可持续发展

一个地区环境资源承载力的大小无疑是影响该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制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依据。

韩威

“精明”的捕食者是斯洛博金在上个世纪60年代研究动物种群关系时发现，它是指进化过程中，捕食者对被食者不过捕的现象。“精明”的捕食者较多地是捕食老年的、病弱的或幼小的个体，较少地捕食处于繁殖年龄的个体。这样，在客观上保证捕食者在自然界中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食物资源，这也是捕食者种群能够世代延续的一种行为策略。作为人类而言，应该说最有能力成为“精明”的捕食者，以避免由于过度利用资源而使自身灭绝。然而，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凸显的环境问题，使人类警醒和思考，人类是否是“精明”的捕食者，人类距离“精明”的捕食者还有多大的距离，人类如何成为“精明”的捕食者，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正是这种对于人类未来思考的集中反映。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这是1987年，在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给出的定义。应该说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自上个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至今经过30多年的发展，越加丰满和完善。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首先应该是可持续，其次才能谋求发展，就人类的行为而言，只有成为“精明”的捕食者，做到可持续，才能更好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作为非智慧生物，在长期历史进化过程中，成为了“精明”的捕食者，而作为智慧生物的人类，在发展乃至生存方面却面临着种种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大量的生态学研究表明，“精明”的捕食者具有适度的种群数量、适度的捕食效率、与被捕食者协同进化、环境容量的刚性约束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形成是一种长期进化的结果。与此相对应的是，人类具有人口数量、消费需求的“爆炸式”地增长，加之人类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使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来越强，成为驾驭进化的“自由”物种。因此，导致环境容量的约束作用明显滞后，凸显出生态经济系统基本矛盾：即具有增长机制的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与稳定机制的生态系统对自然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的矛盾。要想解决这一矛盾，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环境伦理观念的转变——即要摒弃以人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代之以大自然为中心的思想，这个大自然即包括人类自身，也包括组成自然这个整体的每个成员，即人和自然界万物应该平等的和谐共处。应当说“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种理性的反映。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可以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大体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史前至工业革命前，这个阶段由于人类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能力都比较低下，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突出地表现为被动地顺应自然，人完全属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二是工业革命至20世纪50年代，这一阶段相较之前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使人类有信心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一阶段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表现为积极地改造自然，并且逐步把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以高智商的征服者自居；三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对于环境的冲击力大大增强，全球范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引发了人类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新思考，这一阶段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表现为对于前一阶段人类行为的警醒和反思，警示人类要与自然重修旧好、和谐共处。

应该说无论政府还是公众，对于环境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认知基本上能够达到共识，但是从认知到行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2、战略目标设定的科学化、理性化——即要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作为经济发展指标设定的基本依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人类能够而且必须少消耗多办事》报告中强调，降低资源消耗增长速度和环境影响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前提是国家经济改善不以物质增长为标准来衡量；并提醒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可供人类使用的资源数量有绝对的限制。也就是说以往我们以资源的消耗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从生态经济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类通过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的交换如果是可持续的话，必须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也就是说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物质资源理论上说应该等于当年的环境资源承载力。因此，一个地区环境资源承载力的大小无疑是影响该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制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依据。

拓展环境资源承载力无疑只能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对于资源来说不管是可再生的还是不可再生的，都应该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新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通过新科技，积极寻找和开发替代资源；最后，努力探索制定与环境资源承载力相适应的人口发展规划和政策，应该看到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多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目前，尽管中国老龄化问题严重，人口红利锐减，但人口对于资源的压力仍然不可忽视。

3、制度的创新与重构——即要构筑以环境资源容量为约束条件的交易平台。环境理念的体现、战略目标的实现都需要相应的制度予以保证，事实证明，构筑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制度体系越来越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必须重构。

笔者认为自然生态系统之所以稳定就在于其自组织、自调节能力；自然生态系统调控功能主要依靠反馈机制，通过正、负反馈相互作用和转化，保证系统达到一定的稳态；“精明”的捕食者也正是自然规律在纷繁复杂的自然系统中的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生态经济系统管理者，应该从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角度出发，构建类似自然系统的社会制度体系，即宏观上通过设定资源消费总量，以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性；微观上充分利用市场，以保证资源利用的效率性，通过构筑以环境资源容量为约束阈值的交易平台，令参与各方以市场的方式获得环境资源配额。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设计和实施的经验为其它环境资源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为此，首先，政府要不断完善环境资源数据库建设，以确定可交易的某种环境资源总量，并依据环境资源每年的自然变动、技术进步、资源替代以及资源进口对于可交易的环境资源量加以调整；其次，要从易到难逐步构筑和丰富各类环境资源交易平台，通过信息透明的网络交易平台公平、高效的配置环境资源；最后，要强化对已获得的环境资源配额利用的监管，确保环境管制制度的有效。